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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比赛，纠纷难免。一支队伍、一位选手能否参赛？金牌争议谁说了算？不服兴奋剂检测怎么办？
“根据国际奥委会规定，比赛所有争议，都由国际体育仲裁院奥运特别仲裁法庭来解决。北京奥运会上，我们这12名来自各个国家的仲裁员，就是‘奥运赛事法官’，解决争议维护公平。我有幸审理了第一起案件。”
面前的陶景洲，自豪地举起胸前那张黄色的特别证件，上面“国际奥委会体育仲裁法庭成员”的字样十分醒目。
“用法律维护体育公平，是体育仲裁员的天职。我将竭尽全力。”他透露，截至8月19日，已有6起案件均在24小时内仲裁解决，涉及参赛资格、体育国籍等多个方面。他参与审理了2起。
曲折“第一案”
7月30日，奥运会开幕前10日，按照奥运会惯例，北京奥运会仲裁法庭正式行使管辖权。
次日约晚7点，第一起仲裁申请来了：申请方阿塞拜疆奥委会、阿塞拜疆曲棍球联合会以及女子曲棍球队的13名队员，被告方国际曲棍球联合会；争议目标，是北京奥运会曲棍球赛的参赛资格。
当晚，陶景洲等3人被指派审理该案。8月1日一大早，厚厚一摞仲裁申请书放在3人面前，让他们着实感受到了压力。“我们足足看了一个上午。仔细阅卷，审慎考虑。”他说。
陶景洲介绍，事情还得从今年4月举行的世界女子曲棍球锦标赛说起。当时，西班牙队战胜阿塞拜疆队，拿到参加北京奥运会的入场券。
国际曲联在反兴奋剂测试中发现，西班牙队的2名选手可能违规。根据该联合会反兴奋剂条例的规定：在比赛中，如果一个体育团队里有一个以上队员违反了反兴奋剂条例，这个团队可能会被取消比赛资格。阿塞拜疆曲联由此提出，应由阿塞拜疆队参加奥运会。
国际曲联司法委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这2名选手中确有1名队员违规，但其错误因疏忽大意而引起；另1名队员未被确定使用兴奋剂。国际曲联正式裁决：西班牙队仍具有参加北京奥运会的资格。阿方不服，引发了这起北京奥运会仲裁第一案。
根据国外相关案例和法律原则，3位仲裁员经过充分讨论一致裁决：驳回阿方申请。阿方仍然不服，再次提出仲裁；新的3人仲裁小组维持了原裁决。阿方第三次提出仲裁，8月7日第三次被驳回。
三槌定音。尽管仍有些神秘，体育仲裁法庭就这样真正走进了北京奥运会。
公正是仲裁的“灵魂”
2004年雅典奥运会中，德国队本来得到了马术项目的2枚金牌。后经雅典奥运会体育特别仲裁庭裁决，最终改由英法两国获得。
“公正、独立地审理案件，是体育仲裁的‘灵魂’。对于仲裁申请，支持也好，驳回也好，都须有理有据、依规处理。”陶景洲说。
本届奥运会现已发生的6起仲裁案中，2起得到支持：
一起涉及体育国籍争议。游泳运动员克里丝特去年代表美国参加国际游泳比赛，今年则希望代表菲律宾参加奥运。因其在菲律宾居住不满一年，国际游泳联合会不承认其参赛资格。仲裁法庭支持了克里丝特的申诉，理由是国际泳联曾裁决其可以代表菲律宾参赛。
陶景洲说，根据不能反悔原则，国际泳联的决定不能前后不一。
另一起案件的申诉方是德国网球运动员史特乐。按照网联规定，世界排名前56位的选手有资格参加奥运会，史特乐排名第八十九位。但他提出，网联规定一个国家最多只能派4名选手；且前56位选手中有多人确定不参赛。照此计算，他应当有参赛资格。
经过细致的分析、讨论，3人仲裁小组裁决，推翻国际网联的决定，允许史特乐参赛。
陶景洲说，前几届奥运会大多有10余个仲裁案。照目前情况看，本届奥运会仲裁案并不算多。“不管案件多少，为维护体育公平，奥运仲裁不可或缺。”
与争议“赛跑”
“北京奥运会是一场体育盛宴，赛事是一道道佳肴。”陶景洲说，“某种程度上，我们也是奥运‘选手’，用最快速度的公正仲裁和争议赛跑。”
北京奥运会前，国际体育仲裁院从270位常任仲裁员中精选出12位出任本届奥运会仲裁员，来自中国、法国、美国等国，其中有2名华人：中国籍的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驰；法籍华人、美国众达律师所合伙人陶景洲。
为保障仲裁质量，除独立、公正的职业道德要求外，陶景洲说，仲裁员还要语言能力出众，并具备仲裁行业或体育赛事方面的良好经验。
被任命为北京奥运会仲裁员后，具有中法两国律师执业资格、长于法律实务的陶景洲，开始苦学包括《奥林匹克宪章》在内的各种体育规则。
在陶景洲眼中，仲裁最大优势是快：除非特殊情况，必须在24小时内做出裁决。为保障仲裁员的独立性，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原则。
目前，很多国家都建立了体育仲裁机构。陶景洲建议，中国应以奥运为契机，建立符合国情的体育仲裁制度。“如果中国成立一个独立公正的体育仲裁机构，可以有效防止‘假球’、‘黑哨’。”
链接：1984年，国际奥委会成立国际体育仲裁院，专门处理体育单项协会、国家委员会、国际奥委会和运动员等发生的赛事冲突。1996年开始，国际体育仲裁院设立特别仲裁法庭，专门解决奥运期间及开幕前10天内出现的与所有奥运项目相关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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