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与拯救：《公民的权利》读后

宋连斌*

律师作为法治不可或缺的一环，其与正义的关系，实在是一个富于争议的话题。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司法部为全国律师规定了统一的制服，徽章则是华表与天平结合，构成一架完整的天平。当时我就极疑心，如果一定要以衡器作为律师的象征，为何是天平而不是秤砣？律师若居中持平，还要法官干吗，况且，自掏腰包聘请律师的一方当事人岂非在学雷锋？事实上，律师是一个被动的职业。无论是天使还是魔鬼，只要他来做委托人，律师似乎没有太多的拒绝理由。为天使代言，很可能风光无两，名利双收，让青年才俊趋之若鹜；为魔鬼代言，则是在刀尖上舞蹈，倘使正义蒙尘，堕落为魔鬼的代言人也不罕见。久而久之，代言人魔鬼就自成一类魔鬼了。由此不难明了，为何律师职业让人既羡又嫌。

然而，这个行当毕竟知识精英云集，取向多元。有担当的律师就常常从经办法律实务走向维权，继而自觉地充任社会的启蒙者。从事律师业务可以赚钱，实际上，很多律师成了法律人中“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代言人魔鬼更是如此，与正义相忘于江湖，厕身罪犯之列者并不少见。也有的律师不计一时之得失，鼓起许多人久违的血气之勇，为弱智鼓与呼。更有甚者，转学万人敌，力图唤醒普罗大众的权利意识。当然，只要不走向法律的反面，无论是哪一类律师，都值得同等尊重。尽管如此，私意仍然以为，告别崇高的律师固然合格，但不免失之逍遥；而他们的后两类同行，尤其是最后一种，简直就是步入拯救的境界了。在法治尚未普遍深入人心的现阶段，我个人还是乐于看到有更多的律师，关注的不仅仅是个体的权利。

校友朱征夫律师的近作《公民的权利》（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在我看来，即属于后者。就直接利益而言，费力不赚钱是必然的。不知道朱律师出版这本书能收到多少稿费，打着法律名号社利的出版商，还要巧立名目收取出版“补贴”，也未可知。反正，有这个著书时间，我相信，以朱律师的能力，多宗case都轻松完成，且足以让当事人满意。所以，仅凭此点，我对作者的敬意就非三言两语所能表达。

写一本普通人能读懂的认真地对待权利的书，是很多法律人包括专事法学研究的学者难以做到的事。此类言说，不仅要求作者有重视民权、淡泊私利之心，还要求作者敏于感受社会的脉搏，谙熟法律通识，富有激情，长于表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而又不失专业风格。《公民的权利》的出版及一印再印（出版不到一年有了第二次印刷），说明其作者做到了。朱律师的理想情怀，本无需我辈续貂，就尽可吸引读者诸君。然而，我还是很愿意向众人推荐此书，与大家分享阅读此书所感受到的忧思与启示。

《公民的权利》这本书，首先是试图唤醒、激起民众的权利自觉。对此，朱律师的行文始于对公权力的限制。改革开放的历史显示，我们所处的国度是一个迈向法治的国度，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走向法治的时代。走向法治，不仅要有体现公平和正义的制度安排，而且要使法律制度得以实现。而践行法治，则不仅要正面规范公权力的内容及其行使方式，而且要背面敷粉，确立公民的权利及其实现途径。从终极意义上说，后者更为重要。公权力的来源及运行要以公民的权利为中心。这是主权在民思想在法律上的体现，也是现代法治关于人的价值观的最终体现。公民的权利首先是一个宪政问题，对于这样宏大的叙事，朱律师将理念化约为一句话：普通公民应知道自己的权利。

在朱律师眼里，权利意识是人们生活态度的体现。他指出，对待法律和权利的态度取决于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如果我们关心生活，我们就应当关注法律；如果我们关心自己，我们就应当关心自己的权利。作为一个普通公民，要学会行使权利，享受生活。就推动民权而言，朱律师盛赞“刁民”之“为权利而斗争”的精神。他认为，这是一种有成就感的奋斗。尤其是，当公民的权利被公权力侵犯时，一些抗争的公民往往被官员视为“刁民”，好像抗争是不正常的，其实，这样的“刁民”才是正常的，这样的人多了，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才更像人。

要让普通公民认可现代法治最终是为普通公民服务，而服务的最直接方式就是普通公民享有其作为公民的权利，并非易事。朱律师继而分门别类地作了生动地阐述。读完此书，你会发现，生活本身就是你享有的权利的存在，社会生活的过程往往伴随着你的公民权利的实现。你有权选择你钟意的衣服，以张扬你的个性；万一口中无粮，你有权申请政府救济；你的住宅是你的私人“庄园”，任何人无权侵犯；走在坑坑凹凹的大街上，你可以向政府抱怨道路不平。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确实，在现代社会里，公民是多么“尊贵”，你的生命、人身自由受到法律的保护，你的财产不可侵犯，你与他人是平等的，你享有言论自由，你可以监督行使权力的官员。你完全可以昂起头，挺起胸，你就是世上“最尊贵”的主人。

近年来，中国宪政领域涉及公民权利的有影响力的事件，《公民的权利》一书都有涉猎。我更感兴趣的不是孙志刚之死与废除收容审查这样的大事，而是朱律师依其观念解构的一些“日常小事”。例如，我国民众习惯性地在电视里看到，伴随着敲锣打鼓的乐队，政府官员对着摄像镜头向贫困的人们送一些粮食、衣物等以示关怀，美其名曰“送温暖”。殊不知，这种送温暖的方式在法治发达的西方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穷人也是有尊严的，穷人也是有隐私的，有多少人不忌惮他人知道自己的困顿呢？况且，现代政府本就负有救助义务。换句话说，你可以拒绝这种“送温暖”，但政府却不能不履行救助义务。对政府的“温暖”，你可以出于礼仪表示感谢，但如果你把政府的“温暖”理解成一种上对下的恩赐，那就大错特错了。再比如，曾几何时，每遇洪水肆虐（以及类似的自然灾害），电视里就会出现可爱的解放军战士不顾生命危险跳进急流、用身体抵挡洪水溃口的镜头。但问题是，抗洪不是打仗。常言道水火无情，万一抵挡不住，士兵的血肉之躯就会被洪水吞噬。究竟是洪水可怕，还是人的生命的无端消失更可怕？敬畏生命者会轻易下令让解放军战士这样做吗？可喜的是，我国的宣传主管部门已发出通知，要求不要再作这样的宣传。当然，如果你是需要执行类似命令的人，你就可以合法地抗争了。

需要如此解构的事例越多，现代就离我们越远。但令人不安的是，这样的事例可谓司空见惯，也许今天还在上演。银行职员面临歹徒公然暴力抢劫银行时，应舍身保护国家财产；工厂、商店的夜间值班员，应拼命保护集体财产；民航的乘务员在遭遇劫机时，要同劫机者针锋相对。等等。全民都有见义勇为的法律义务，甚至连小学生也被如此要求，仿佛不这样强调，就不足以显示某一事务的重要性。很明显，过于理想化的道德标准，漠视的是人的权利。感谢朱律师的解构，使我们看到墙壁上“计划生育人人有责”的标语时，不单是哑然失笑而已。

《公民的权利》的叙述策略，有时颇有点心酸的幽默。朱律师生活的珠江三角洲，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经济基础并没有决定上层建筑，部分民众更青睐“只需有奶吃，管它娘是谁”的准则，实用主义庸俗得无以复加。如何让这部分人对作公民有兴趣呢？朱律师写道，本书尽管不是直接教你发财致富的书，但与发财致富密切相关。你有权接受义务教育，为发财致富打下文化基础。你可以自由表达你的意思与他人签合同、做交易。你可以在法律不反对的情况下，创造新的能够挣大钱的交易模式或新的商业运作方式。在民商事生活里，正是这些看似平常的活动，体现了公民的自由，即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或强制性规定，是公民行动的底线。正是这种自由的存在，经济生活才会生机勃勃。财货至上，而不是人至上，成为生活的目的，原本就是异化。但愿朱律师的谆谆诱导，能收到奇效！

诚然，在现代社会里，公民并不是天生的。朱律师的煌煌大著，可能让一些人为“做人”而为难，对此，朱律师形象地警示读者，追求权利的过程可能是痛苦的，现代人要有为捍卫权利而执著追求的勇气，在痛苦的尘土上欢快地跳跃。书中陈述的大量事例，也说明作者既是理想主义的，又是现实主义的。另一方面，朱律师也提到，一个人只要完成了国家的义务教育，就可以读懂《公民的权利》一书。那读不懂的，怎么办？义务教育程度以下的人，不是生活在宪法世界的“动物园”，供公民闲余赏玩。这样，他就暗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愚民不是公民。确实，没有教育的昌明，就没有现代社会；公民的权利问题，归根结蒂还是教育的问题。

如此说来，知识决定一切。反之，禁忌产生于封闭。但生命有限，而学海无涯。故此，保持开放的心就很重要了。朱律师是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毕业的法学博士，比较、国际这样的词，是其专业训练中的常用语，对他提一点这方面的高要求，不算过分。《公民的权利》一书的主题是关于中国公民的权利，这没有问题。但公民之外，还有具有一个或两个甚至更多的外国国籍的人与无国籍人。即便关于中国公民的权利，除了中国的宪法及宪法性文件外，还应当涉及《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以及1966年两个联合国人权公约。全球化是当代写作的一个陷阱，对国际因素稍有轻慢，结论就不是全称判断，甚至沦为禁忌滋长的土壤。

文章的结尾，不禁回到本文的开头。逍遥是世俗的，而拯救，多少带点宗教的意味。对于后者，中国文化传统中，总是有意无意地将这种人塑造成圣人。而一为圣人，做一件好事就不叫好事，只有做一辈子的好事才叫好事。这真是一个非人的标高，给了朱律师们莫大的压力。借用英国人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话，“在证明无辜之前，圣徒总是应该被认为有罪。”圣人在盖棺定论之前，无非是滚滚红尘中的你我他，没有谁亲见他出生时就异香满室、有凤来仪。多年前，曾听到一个抽烟与学法律的小笑话：

问：学法典时可以抽烟吗？

答：不行。

问：抽烟时可以学法典吗？

答：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