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关于仲裁第三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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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者则主张，仲裁中不应存在第三人制度正是基于仲裁的原则和优点。仲裁的自愿性、保密性、民间性、经济性、法定性等原则和特点，都不允许仲裁第三人的存在。从仲裁的概念看，“显然，无论是一致或合意程序还是非公开程序，都是排斥第三人来的。”[1]
也有人从另外的角度看问题，认为“我国学术界对仲裁第三人的主体界定存在混乱现象，主要表现在仲裁前后的实体法上的当事人和第三人与程序法上的当事人和第三人的主体错位、转换以及合并，造成实体法上第三人与程序法上的第三人在定义上的冲突。”[2]他们认为学术界把仲裁第三人的目标主体定位于仲裁程序进行中的第三人是一个错误,应当把目标主体锁定在仲裁协议第三人这一特定主体上。“所谓仲裁协议第三人,是指除法律另有规定除外,执行以仲裁协议为条件的实体权利义务条款的非协议签字人。”[3]“仲裁第三人制度在理论上的合理根须深植于仲裁协议与实体法第三人，特别是合同第三人的关系之中”，“仲裁第三人制度的确立受制于基础合同与仲裁协议的互动关系，并被迫在来自两个相反方向的力之间选择基点：一个来自于实体法方向因合同相对性原则的突破促使仲裁协议向第三人延伸的驱动力，另一个来自仲裁法方向坚持以仲裁协议为基础并遵循自愿原则的制约力。这两种力同时作用于合同第三人，当前一个力大于后一个力时便产生仲裁协议第三人。”[4]
仲裁第三人有如此迥异的理论观点并存，也说明它确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理论问题，也是实践性极强的理论问题。因此该问题的解决绝不是几篇学术论文就可以解决的，需要实务部门、研究者和立法机关的共同努力与综合作用。
4.两岸三地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
该问题主要是区际私法调整的领域。香港和澳门回归之后，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各地之间的法律统属于不同的法系，法律制度之间的差异和政治问题的隔阂使得两岸三地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颇为复杂，并因此而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讨论港澳地区与我国内地互相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较早的一篇文章是韩健与宋连斌发表于《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1998年创刊号）上的《论“一国两制”下我国内地与港澳地区相互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一文。[5]其他相关论文主要有余先予、朱世强《关于香港与内地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问题》，刊载于《政治与法律》1998年第6期；刘晓红《论中国内地与香港仲裁裁决的相互承认和执行》，载于《法律适用》2001年第3期等。
国内研究台湾与内地仲裁裁决的的承认与执行的文章，大多是和其他问题一并讨论，如宋连斌《我国内地与港澳台地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若干问题探讨》[6]和康明《涉台经贸纠纷的仲裁解决》[7]两篇文章。专门论述澳门与内地仲裁裁决相互承认与执行的代表性的论文是袁古洁、庞静撰写的《论内地与澳门仲裁裁决的相互承认与执行》一文。[8]目前香港、台湾与大陆之间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问题已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解决，澳门地区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详见下文）。
5.仲裁的司法监督问题
仲裁的司法监督问题，也是探讨最多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重新仲裁、仲裁协议/管辖权的司法审查[9]、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撤销[10]、司法监督的范围等几个方面。
其中争议较多地集中在国内仲裁监督制度与涉外仲裁监督制度是否应适用不同的标准，即所谓仲裁监督的“分轨制”问题。该问题讨论的实质则是法院是否应对仲裁裁决之实体问题进行审查。以厦门大学陈安教授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应“将内国仲裁监督与涉外仲裁监督完全并轨，即对内国、涉外两大类仲裁裁决实行一视同仁、兼及程序运作和实体内容的同等监督和双重监督”，因此有必要对我国1995年实施的《仲裁法》进行修订。[11]而以武汉大学肖永平教授为代表的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我国《仲裁法》在规定法院对仲裁的监督问题上区分国内仲裁监督与涉外仲裁监督是符合我国历史与现实的，同时也符合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如果将来要统一两者的监督范围，适宜的做法应该是国内仲裁制度向涉外仲裁制度靠拢，即缩小至纯粹的程序问题，而不是扩大其范围”。[12]两位学者以上述两种观点为核心撰写了多篇文章进行辩论，掀起了国内讨论该问题的理论热潮。[13]
但是另一些学者则持第三种观点，主张采取“原则上不监督但在当事人协议同意时可监督仲裁实体内容”的做法。“仲裁法的改革不必在‘程序监督论’与‘实体监督论’之间作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只要承认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权利，那么，在法院是否监督仲裁实体内容的立法模式选择上，法院原则上不监督仲裁实体但在当事人协议同意时可以监督的模式当然是最佳方案。”[14]宋连斌教授和黄进教授合著的《仲裁法》（建议修改稿）也主张当事人可以明示约定法院审查的范围。[15]
（四）仲裁立法及司法实践不断完善、规范
1.仲裁立法逐渐协调统一
根据仲裁法第78条规定，“本法施行前制定的有关仲裁的规定与本法的规定相抵触的，以本法为准”。因此，仲裁法实施十年来，中国仲裁逐渐走上了统一化的道路。内地与港澳台之间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也逐步得到解决。
内地与香港之间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的最终解决，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协商完成的。经过充分协商，内地与香港达成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根据《安排》，香港特区法院同意执行国务院法制办提供的名单上的内地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内地人民法院同意执行香港特区按特区《仲裁条例》所作出的仲裁裁决。[16]《安排》在香港特区的执行，则是由特区政府对特区《仲裁条例》进行相应的修改。
内地与台湾地区之间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在法律依据上早已有之。1998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就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依据该《规定》台湾地区的仲裁裁决可以向内地法院申请“认可”；台湾地区则依据其1992年《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大陆仲裁机构的裁决也可以向台湾法院申请“认可”和执行。并已有实施《规定》的具体案例，如2004年7月23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认可了台湾中华仲裁协会裁决的效力，并应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了当事人在厦门的财产。[17]
内地与澳门特区之间仲裁裁决的相互承认与执行问题还未能得到圆满解决。无疑，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解决方案对于解决澳门问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2.有关仲裁的司法实践不断规范
总体上讲，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对国际商事仲裁是比较支持的。在这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一系列的司法解释或司法解释性文件，对仲裁法实施过程中遇到的仲裁实践问题进行规范。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05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针对仲裁法实施的有关问题的司法解释、批复、函件等，共有40件左右[18]。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贯彻仲裁法依法执行仲裁裁决的通知》（法发[1995]21号），《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法发）[1995]18号），《关于同时选择两个仲裁机构的仲裁条款效力问题的函》（法函[1996]176号），《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几个问题的通知》（法发[1997]4号），《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收费及审查期限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28号），《关于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法释[2000]3号）等。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研究制订有关仲裁法实施中统一的司法解释。从目前送审稿看[19]，充分体现了支持仲裁的总体精神。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些司法解释、规定和函件，对弥补仲裁法的空白、柔化仲裁法有关过于刚性条款、指导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五）仲裁实践不断深入，仲裁制度日益深入人心
1.国内仲裁机构全面建立
经过十年的发展，截止2005年我国依据仲裁法规定符合组建仲裁机构的270多个城市当中，已组建了183个仲裁机构[20]，包括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和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全国共有仲裁机构185个，基本上省会城市和较大的城市均设立了仲裁机构。这种格局彻底改变了原来按行业设立仲裁机构的行政仲裁体制，分布较为广泛，覆盖面较广，基本上能够满足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统一大市场的发展和及时解决经济民商事纠纷的要求[21]。
2.仲裁从业人员规模不断扩大，素质不断提高
在仲裁法实施后的十年里，各仲裁机构在学习、探索中，大胆实践，严格按照仲裁法的规定条件聘任仲裁员，吸收社会各方面的专家加入仲裁员的队伍，目前全国个仲裁机构选聘的仲裁员近3万名[22]，这些仲裁员中，既有我国大陆地区的专业人士，也有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专业人士，而且还有国外的一些专家学者。这些仲裁员拥有较强的专业水平，较好的人格魅力，基本上会萃了社会的精英和贤良。同时，为更好地做好仲裁的宣传、拓展、管理和服务工作，各仲裁委严格聘任仲裁委的组成人员和工作人员。在仲裁委的组成人员中，既有从事经济管理工作多年的领导干部，又有教学科研机构的学者；既有长期从事法律事务的专业人士，又有研究和熟悉市场经济的专家和企业家。在仲裁委的工作人员中，各仲裁委也是尽可能吸收了一些年轻的高学历、高素质的人才，有的仲裁委对秘书工作人员的要求达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如有的仲裁机构要求仲裁工作人员必须是硕士以上、通过了司法考试、能熟练的运用一门外语进行交流。
3.仲裁案件逐年增多，涉案标的额逐渐增大，仲裁在解决当事人争议的选择率逐渐提高
这些可以从一个侧面反应当事人对仲裁制度的认同度。而且，随着仲裁制度的日益深入人心，仲裁案件的数量和标的额都是逐年增加。通过近几年的数据统计可以窥见一斑：2001年（截止当年12月31日），全国仲裁委[23]共受理12360件，比2000年增加了2783件，增长率为22%；案件标的额277亿元，比2000年增加了56亿元，增长率为20%[24]。2002年，全国各仲裁委共受礼民商事案件17959件，比2001年增加了5832件，增加率为48%；案件标的额为342亿元，比2001年增加了64亿元，增加率为23%[25]。2003年，全国仲裁委共受理仲裁案件18835件，比2002年增加了10876件，增长率为60.5%；案件标的额共计421亿元，比2002年增加了79亿元，增长率为23%[26]。2004年，全国仲裁委受理的案件37304件，比2003年增加了8469件，增长率为29.4%；案件标的额515亿多元，比2003年增加了94亿，增长率为22.3%[27]。单就案件数而言，2004年一年受理的案件数就相当于仲裁法实施前5年总和的2倍[28]。到2005年上半年，全国仲裁机构共审理仲裁案件14万件，标的额达到2300多亿元[29]。
4.社会的仲裁意识得到提高，部分市场主体开始选择仲裁、信赖仲裁。
新组建的仲裁机构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一道，为推行仲裁、宣传仲裁不遗余力。国内仲裁意识得到了空前提高，社会对仲裁的了解程度比以往更深。据统计，在有些行业，如建设系统、保险系统，合同的仲裁约定率达到了80%以上，有些企事业单位，把通过仲裁手段解决其争议当成首选。例如，通过近年对武汉地区有关企业家、企事业单位的法律工作者仲裁意识的调查统计，有较强仲裁意识的比率占到65.6%[30]。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仲裁意识特别是广大市场主体仲裁意识的增强。
（六）一些新的仲裁理念不断创新，并在实践中接受检验
在仲裁发展中，各仲裁机构大胆探索，不断创新，在实践中形成了一些新的仲裁理念，而且有的理念已经逐渐系统化，在理论上得到逐步完善。如：（1）有人认为，“现代仲裁理念，是指融入市场经济、与国际接轨的意识为先导，以我国仲裁机构的现状为根据，运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管理技术管理仲裁机构，从而形成的一种仲裁发展的现代新理念”[31]。它包括以下几方面的主要内容：推广是基础的仲裁理念，仲裁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仲裁理念，数量、质量和效率相统一的仲裁理念，程序与实体并重的仲裁理念，平等的仲裁理念，仲裁手段现代化的仲裁理念，人性管理与制度管理相结合的仲裁理念等几方面的内容；（2）仲裁与调解相结合。“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中国仲裁的特色，国际上被称为“东方经验”。王生长博士所著《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理论与实务问题》一书，从理论与实践上对仲裁与调解相结合进行了系统阐述和分析，回答了西方国家对此问题的疑问。（3）还有人认为，仲裁“不能总是拘泥于传统的两垒对抗、类似诉讼的模式”，“仲裁员在仲裁过程中应当为当事人营造一种和谐宽松的气氛，比诉讼更加理性，更有人情，而不造成双方剑拔弩张”，“仲裁员应该督促当事人理性地进行综合分析、权衡利弊，真正了解自己的得失”，“仲裁要合法、合情、合理，还要合算”[32]。（4）仲裁要争取“三率”，即“调解和解率，快速结案率，自动履行率”，充分发挥仲裁的优势。（5）化解民商事争议，应坚持“公正、有效、经济、和谐”的价值取向，不能坚持传统的对仲裁、诉讼等化解争议方式的理解，该理论认为，应对纠纷或者争议作广义的理解，不能仅仅认为那些“对抗性”的矛盾才是纠纷或者争议，对那些潜在的、可能发生的纠纷或争议，应尽可能在较早的阶段予以关注和解决，从而实现经济、和谐地处理纠纷或争议[33]。
二、《仲裁法》实施后中国仲裁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仲裁立法的缺憾
尽管《仲裁法》的颁布实施得到了较好的评价，但对仲裁法制度设计方面存在的问题的批评也从来没中断过。有人评价其“只有仲裁之形，而无仲裁之神”[34]。从仲裁法的立法背景及有关制度、原则的设计看，应该说仲裁法确实还存在着不少缺陷。有关制度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仲裁制度的发展。如，仲裁法第三章“仲裁协议”中，对仲裁协议生效要件的规定近乎苛刻，没有对仲裁理论和仲裁实践有深入了解和研究的专业人士，基本上不可能订立出完全符合仲裁法规定的仲裁协议，显然，此条规定折射出仲裁法没有把尊重当事人的意愿放在第一位，过于机械和严格；又如，仲裁法关于“不予执行”、“撤销仲裁裁决”及“重新仲裁”等司法监督程序，也是饱受批评[35]。
仲裁法是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刚刚决定建立市场经济的历史背景下制定的，由于对仲裁的认识和理解还不够，对国际上先进的仲裁理念借鉴得不够，同时由于为了平衡部门之间的利益，仲裁法的许多规定没有完全尊重仲裁的发展规律，立法上存在一定的缺陷。
（二）司法监督还需要进一步规范
如前文所述，虽然中国各级人民法院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对仲裁总体是持支持和鼓励的态度，但在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上述支持的政策并未完全落实在行动中。
在司法实践中，多数法院基本上能够做到依法办案，严格按程序办事，正确地对待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但由于认识水平的差异，以及受利益驱动的影响，一些法院在对仲裁的监督与支持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从而影响了仲裁和诉讼的权威，对我国的仲裁制度以及人民法院的形象带来了损害。如，同样的或类似的关于“送达”的问题，南方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北方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就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从而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处理结果，让当事人无所适从[36]。
（三）仲裁理论研究还存在不足
1.重引进，理论创新不足
《仲裁法》实施之前中国商事仲裁制度的发展并不是很理想，虽然也有经济合同仲裁等仲裁制度，但在本质上却属行政仲裁。涉外仲裁由于其专业性较强，还远未达到普及的程度。商事仲裁实践的缺乏，导致《仲裁法》的立法内容大多是引进国外立法例，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内容很少。同时由于仲裁实践发展的落后，我国仲裁理论的研究也相对滞后，早期大多是介绍国外仲裁立法、实践和理论研究情况，较少有理论与制度上的创新。这也是法治后进国家在建立完善法制过程中经常出现的状况。《仲裁法》实施后中国仲裁制度经过十年的发展，已完成了“仲裁法律制度的制度生成阶段”，[37]这种“重引进、轻创新”的理论研究现状已明显不能满足仲裁制度快速发展的需要。形势的发展需要研究者们在引进国外理论的基础上有更多的理论创新，以解决下一步仲裁制度“快速发展阶段”出现的问题。就这点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仲裁理论是中国仲裁理论创新的一个不错的开始（下文专述）。
2.重国际仲裁，国内仲裁研究成果不多
这一点从前述仲裁专著数量的比较就可以看出来，有关国际商事仲裁之理论专著要远多于讨论国内仲裁问题之专著的数量。究其原因，固然是学者兴趣之所在，但与中国经济总体的发展走势也密切相关。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经济实体与国外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法律实务中“涉外”问题也越来越多，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国际商事仲裁（涉外仲裁）作为国际性商事纠纷的解决方式之一，在这大环境下自然会吸引较多的研究资源。这是好事情，是经济形势发展的必然。但是国内仲裁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同样重要，国内仲裁与国际商事仲裁并不是毫不相干。根据目前中国的仲裁实际[38]，贸仲可以受理国内仲裁案件[39]，依据《仲裁法》新组建的国内仲裁机构都可以受理国际商事仲裁案件。因此国内仲裁理论研究的滞后，必然也会影响到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进步。
3.重纯理论性研究，与仲裁实践结合不够
在仲裁理论的研究上，存在过于理想化的倾向，而对我国仲裁实践的现实需求关注太少。仲裁学者专职从事学理研究，而对于实践中的做法以及理论研究成果在实务中的运用则较少关注。另一方面，洞悉仲裁实务的仲裁业内人员也因种种原因，对实践中的问题进行理论层面的探究力度还不够。但是应该看到该问题正向着不断改善的方向发展。越来越多的仲裁从业者开始从理论上探讨仲裁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有些仲裁机构还成立了专门的仲裁研究机构或安排了专门的研究人员。学者们也逐渐参与到仲裁实践中来，开始关注仲裁现实，关注仲裁的本土化发展，并提出了一些有创意、有利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观点。
4.重仲裁的专业性研究，面向社会大众的介绍性的文章还不够
仲裁制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力量的理解和支持。只有社会公众了解仲裁，他们才会更多地选择仲裁。《仲裁法》已经实施十年了，但仲裁服务商品的“消费者”对仲裁服务仍缺乏认知[40]，他们要么视仲裁为和法院一样的国家司法机关，要么看成是毫无法律强制力的一般民间调解，对仲裁的认识和理解还不全。要求有关企业掌握较为专业的仲裁知识，也有点强人所难之嫌。因此必须尽快解决这种“先进的仲裁制度”和“社会上落后的仲裁意识”之间的矛盾。这就要求仲裁的研究者在沉溺于仲裁专业理论乐趣的同时，也要多面向非专业的一般民众撰写一些介绍性、诠释性的文章，增进社会对仲裁制度的理解与支持。
（四）仲裁实践的发展还不完善
1.仲裁机构的发展极不平衡
仲裁制度的生成和发展，有其历史原因和现实土壤，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仲裁机构的设置，应该是实质意义大于象征意义，只有在市场交往比较活跃、经济纠纷较多的地方的仲裁机构，才有案可办，才有事可做。仲裁法实施后的实践证明，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在实际新组建的仲裁机构中，许多仲裁机构面临着生存困难，而有的仲裁委已经走出了初创时期，开始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下面两组数据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据统计[41]，2001年，全国仲裁机构中，受理案件超过100件的仲裁委共有30个，占当年全国仲裁机构总数的18%；受理案件50-100件的仲裁委共有30个，占当年全国仲裁机构总数的18%；受理案件不足50件的仲裁委104个，占当年全国仲裁机构总数的64%，其中10件（不含10件）以下的有35个，0件的有3个。截止2004年，全国受理案件超过500件的仲裁委有13个，占当年仲裁委总数的7%；受理案件为200-500件的仲裁委有37个，占当年仲裁委总数的20%；受理案件为50-200件的仲裁委有63个，占当年仲裁委总数的34%；受理案件不足50件的仲裁委有72个，占当年仲裁委总数的39%；受理案件10件（不含10件）以下的仲裁委有19个，0件的有2个。
从各仲裁委所在区域的有关数据统计，也可看出我国仲裁机构的区域分布明显不合理，差异过大。以2004年最新统计为例[42]：2004年，华北22个仲裁委员会共受理案件5272件，案件标的额77亿多元；东北26个仲裁委员会共受理案件2335件，案件标的额28亿多元；华东28个仲裁委员会共受理案件7481件，案件标的额103亿多元；东南30个仲裁委员会共受理案件4853件，案件标的额33亿多元；中南26个仲裁委员会共受理案件6274件，案件标的额62亿多元；华南18个仲裁委员会共受理案件5922件，案件标的额87亿多元；西南18个仲裁委员会共受理案件2182件，案件标的额26亿多元；西北15个仲裁委员会共受理案件2099件，案件标的10亿多元；按受理案件数排序为：华东、中南、华南、华北、东北、西南、西北；按受理案件的标的额排序为：华东、华北、华南、中南、东北、西南、西北。一些仲裁委当年的受案数、受案标的额比某个区域所有仲裁委受理案件的总和还多得多。
2.仲裁机构自身建设还不是很健全
尽管仲裁法实施已十年，但仲裁的运行机制还不是很健全，主要表现在：（1）仲裁机构的设置，存在先天不足。仲裁法明确规定，仲裁委员会“可以在直辖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设立，也可以根据需要在其他设区的市设立，不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43]，“仲裁委员会独立于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没有隶属关系。仲裁委员会之间也没有隶属关系”[44]。但实践中，仲裁委的设立虽然不是按行政区化层层设立，但也主要是根据行政区划来设立，而对市场需求、对当地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考虑的不够。上述数据已经很好地说明了此问题。（2）仲裁委建立分支机构缺乏统一的规范。关于仲裁委设立分支机构的问题，无论是涉外仲裁机构，还是国内新组建的仲裁机构，都是作为一项很重要的市场拓展手段。例如，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上海、深圳均设立了分会，独立地受理有关案件。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也于2002年设立了上海分会。2002年10月，上海市司法局公告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仲裁委员会登记暂行办法》，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经我局核准予以设立登记，为独立受理海事、海商仲裁案件的专业仲裁机构。登记证号：沪司仲登字002号”[45]。国内新组建的仲裁机构也是如此。例如，重庆仲裁委员会在涪檩、黔江、万州设立了办事处[46]，新疆乌鲁木齐仲裁委员会在阿克苏地区正式成立了分会[47]，类似形式的还有很多。成立办事处、分会、联络处、中心等分支机构是适应市场经济的现实举措，但对这些分支机构的管理，各仲裁机构是各自为政，没有比较统一、科学的办法。（3）仲裁委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不够明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重新组建仲裁机构和筹建中国仲裁协会筹备工作的通知》（国办发[1994]99号）提出重新组建工作有市政府法制办牵头，会同工商、工商联、贸促会等部门共同组建。但在新仲裁机构成立后，出现了几种运作模式：其一，与政府法制办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仲裁委员会的主任由政府法制部门负责人兼任；其二，相对独立，与政府工作有一定的联系；其三，完全独立，按照企业化模式运行，已走上了完全市场化道路。不同的运作模式，决定了不同的仲裁发展理念，这种体制上的混乱，带来的是工作中的困惑，显然与仲裁的发展不适应。（4）仲裁委内部管理体制比较多样化。仲裁委所处的外部环境，对其内部管理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对内部人事管理、分配机制以及仲裁程序的管理等诸多方面产生影响。（5）仲裁委与仲裁庭的关系定位还不准确。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分别出现了过于强调仲裁庭的独立性或过于强调仲裁机构的监督权的倾向。出现这种认识上的差异，与所处的立场、角度不同有关。经过近十年的发展证明，尽管在理论上可以继续探讨，但对此问题的关注，不能脱离社会现实，不能不充分考虑到社会因素对仲裁这方“净土”的影响。过分夸大仲裁庭的独立性，或者过分扩大仲裁机构对仲裁案件的决定权，笔者认为，都不可取。由于仲裁员的特殊管理体制，在强调仲裁庭对案件的实体处理的同时，强调仲裁委对案件的适度监督和控制，并探索切实可行的监督模式，恐怕是比较务实的选择[48]。
三、 展 望
（一）仲裁作为朝阳事业，将取得更大的发展，我国将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仲裁大国
作为与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相伴生的社会救济机制，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成熟，社会经济的逐渐繁荣，仲裁的潜力将得到更好发挥，仲裁作用的空间将更加广阔。人们将越来越注意到，仲裁因其固有的特点和优势，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其积极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日益显现。仲裁法实施十周年证明，中国仲裁制度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涉外仲裁机构在国内新组建仲裁机构的竞争和触动下，采取了一系列的发展举措，取得更好的发展。国内新组建的仲裁机构，通过不断学习、探索，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发展思路和轨迹，大部分仲裁机构也取得长足的进展。
仲裁事业的发展，将会使仲裁成为现代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解决民商事争议的重要方式[49]，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同时，仲裁的运行模式和管理体制，将更多的借用企业化管理的方式，引入竞争和淘汰机制，从而提高仲裁的服务水平和质量。但是，这并不会改变仲裁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益性事业的本质属性，仲裁仍将以公益性为其主要特征。
（二）仲裁理论研究将更加繁荣
首先，国际商事仲裁理论的研究将继续占据优势，也会更加成熟，并逐渐与世界上先进国家接轨。中国仲裁制度远未达到“基本成熟阶段”，但是仲裁的民间性、自治性、国际性、强制性等优点已经逐渐显现，特别是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21世纪也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经济全球化意味着更多的跨国经济联系。因此不同国家的经济主体在跨国交易中选择仲裁，客观上促进世界各地的仲裁制度有更多相通的地方。仲裁理论研究的内容总是跟随时代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的步伐，仲裁指导理论的接轨是仲裁制度接轨的前导。国际商事仲裁理论研究有一个令人期待的美好未来。
其次，一些新的仲裁研究领域将得到拓展，如网上仲裁研究。就目前情况来看，关于网上仲裁的理论研究并不是很多，这与网上仲裁实践的不多有关。但是在电子商务和网络经济日渐兴盛的当今社会，一切都会随之发生变化。网上仲裁由于其更快捷、经济、方便的特性，随着网络硬软件服务的不断完善，会不断增多；伴随这一过程的也会有网上仲裁理论研究的逐步完善。
复次，仲裁理论的系统化研究会不断提高。仲裁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会要求和促进理论的系统化。从仲裁法实施到今天，我国仲裁制度已经完成了生成阶段[50]，正稳步进入稳定、快速发展阶段，仲裁理论研究如果还停留在介绍国外的理论或就单个问题进行研究的阶段，就不能满足仲裁整体发展的需求。形势的发展要求仲裁理论提供系统化的指导。实际上，系统化要求也是任何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再次，仲裁的跨学科研究也会逐渐增多。如仲裁与司法、仲裁与其他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adr问题）之间的比较研究。目前国内虽有一些学者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但大多还只是介绍国外的情况。如何在我国具体实施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并走出中国特色，需要学者的进一步研究。但是仲裁调解制度在我国却是源远流长，学者对此已有比较充分的研究，实践中也已有比较规范的运作程序。
最后，未来仲裁研究人员的队伍会越来越充实。仲裁制度的发展完善并逐渐形成较大的社会影响，必然会吸引较多的研究力量。这是符合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规律的。目前国内有些设有诉讼法专业硕士点的高等院校，选择仲裁法方向的研究生已多于选择民事诉讼法方向的。随着国内高等教育水平的提高，国内高校开设仲裁法专业课程的增多，高素质的人才会越来越多地加入到仲裁研究中来。因此仲裁理论研究也有一个可以“合理期待”的美好前景。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仲裁理论将逐步确立
仲裁在国际化趋向与本土化的发展中，虽仍将继续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的仲裁理念和最新成果，但仲裁的本土化特征会日益突出。最明显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仲裁理论的逐渐兴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仲裁理论，是一种正在发展形成中的理论，目前还没有确切的定义。但中国仲裁法学研究会章程中已明确使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仲裁”。“中国仲裁法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仲裁理论研究的开始和发展。”[51]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中国在经济制度上的创新之举。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仲裁理论也将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仲裁理论研究必须对传统仲裁理念进行变革、进行创新，没有变革、没有创新，就没有中国的仲裁理论研究”。[52]因此，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仲裁理论是中国对世界仲裁理论的创新性贡献。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仲裁理论研究的成果主要是中国仲裁法学研究会汇编、研究会秘书长高菲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仲裁理论研究文集》。文集中收集的文章也大多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仲裁理论问题进行基础层面的思考，如研究该理论的必要性和研究的基本要求等等。[53]但是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该理论应该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四）仲裁立法将不断完善，司法实践将更加规范，仲裁的外部环境将继续好转，支持仲裁、鼓励仲裁将成为大势所趋
经过十年的实施，仲裁法的许多规定已经不适应仲裁制度的深入发展，修改仲裁法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仲裁法的修改也已纳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虽然仲裁法的修改还需假以时日，但已势在必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的仲裁法制将更会加完善，更加符合时代特点。
无论仲裁法的修改进度如何，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仲裁的司法解释将继续发挥作用，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函件、批复等形式来弥补仲裁法的不足，仍将是规范司法行为，解决实务问题的重要手段。仲裁法实施十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有关司法解释、规定、函件、批复40余件，对规范司法实践起了重要作用。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研究制订有关仲裁法实施中统一的司法解释。随着这些具有指导意义文件的制订，司法行为将更加规范，仲裁所处的司法环境将得到进一步改善。支持仲裁、鼓励仲裁，将成为发展大势。
（五）仲裁专业化优势将得到充分体现，仲裁的专业化、专职化发展方向将更加明显
仲裁要走专业化发展之路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呼唤，是社会化大分工现实的客观反映。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从而也导致了社会纠纷的专业化。仲裁作为一种解决民商事纠纷的专业化服务虽已逐步被市场主体接受，但由于前十年中国仲裁机构尚处于起步阶段，因而仲裁的专业化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出来。法律界人士面对日益复杂和陌生的专业领域，仅靠原有的法律知识和生活经验已很难对纠纷作出正确的判断。这就需要本领域的专家对涉及该领域的专业问题作出权威解释，再辅之以相关法律规定，才能公平合理的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因此，仲裁未来发展，将走上仲裁专业化的道路。与此相适应的，是有关配套措施将更加完善，仲裁员的专业化水平、仲裁名册的专业化设置、专业仲裁规则的制定，都将是未来各仲裁机构重点关注和努力的。
与此相适应的，是仲裁的专职化和常设化。通过近十年的发展证明，没有一支稳定的仲裁工作人员队伍，没有常设的仲裁办事机构，仲裁机构的服务质量将大打折扣。仲裁的兼职化所固有的缺陷，随着仲裁制度的深入发展，将越发突出。因此，未来仲裁制度的发展，其专职化方向将更加明显。
（六）仲裁机构的差距将继续扩大，仲裁服务市场将慢慢“重新整合”
仲裁机构的发展，仲裁制度的培育，固然与人的努力分不开，但仲裁机构所处的社会环境，当地的市场化程度，以及人们的法制意识，对仲裁制度的深入发展，将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同时，随着仲裁制度的发展，仲裁业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和残酷，部分仲裁员队伍素质高、办案水平高、服务质量好的仲裁机构，将对当事人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其案源将更加充足，综合实力更加强大，可以吸引更多的高素质人才参与仲裁，其理论研究将更加繁荣，并对实务中的问题进行研究和提升，从而形成仲裁发展“良性循环”。相反，一批仲裁机构，将由于种种原因，只能在较低的水平上重复，面临着生存困难，最终被迫退出竞争，让出市场。因此，有专家预言，仲裁机构的差距将继续扩大，仲裁服务市场将慢慢“重新整合”。
（作者简介：熊世忠，武汉仲裁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
[1]参见林一飞：“论仲裁与第三人”，载《法学评论》2000年第1期，第122、123页。
[2]参见余子新：“仲裁第三人主体研究”，载《广西公安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第38页。
[3]参见余子新、甘铃：“合同第三人与仲裁第三人”，载《法学杂志》2004年第3期，第38页。
[4]参见余子新、甘铃：“合同第三人与仲裁第三人”，载《法学杂志》2004年第3期，第38页。
[5]韩健、宋连斌著：“论‘一国两制’下我国内地与港澳地区相互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载《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1998年创刊号），法律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416-420页。
[6]参见网页：http://www.ccmt.org.cn/ss/explore/exploredetial.php?sid=826，2005年8月23日访问。
[7]参见网页：http://www.cietac.org.cn/chengguo/readbookcontent.asp?cgid=64，2005年8月23日访问。
[8]参见网页：http://www.gzac.org/study/01/2005030504.html，2005年8月23日访问。
[9]参见刘健勤：“仲裁规则初论”，载高顺龄主编：《当代中国仲裁制度若干问题研究》，武汉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第17—24页。
[10]参见李登华：“论撤销仲裁裁决司法审查制度的修改与完善”，载《仲裁文集》，法律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第25—41页。
[11]陈安：“英、美、德、法等国涉外仲裁监督机制辨析”，载《法学评论》1998年第5期，第22页。
[12]肖永平：“也谈我国法院对仲裁的监督范围”，载《法学评论》1998年第1期，第49页。
[13]参见：陈安“中国涉外仲裁监督机制评析”，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陈安“再论中国涉外仲裁的监督机制及其与国际惯例的接轨”，载《仲裁与法律通讯》1998年第1期；肖永平：“也谈我国法院对涉外仲裁的监督范围”，载《仲裁与法律通讯》1997年第6期；肖永平：“内国、涉外仲裁监督机制之我见”，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汪祖兴：“浅谈仲裁的公正性—兼论中国仲裁的监督机制与国际惯例的接轨”，载《仲裁与法律通讯》1998年第4期；汪祖兴：“仲裁的经济性与中国仲裁的监督机制”，载《仲裁与法律通讯》1998年第6期；杜新丽：“论我国法院对涉外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权”，载《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2000年卷），第594页；陈小平：“司法对仲裁的监督：实体审查还是程序审查？”，载《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宋连斌：“论中国仲裁监督机制及其完善”，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2期；万鄂湘、于喜富：“再论司法与仲裁的关系”，载《法学评论》2004年第3期等。
[14]万鄂湘、于喜富：“再论司法与仲裁的关系”，载《法学评论》2004年第3期，第69页。另请参见：宋连斌“论中国仲裁监督机制及其完善”，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2期。
[15]“当事人得在不违背第一款规定的情况下，明示约定法院审查的范围”，见宋连斌、黄进《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建议修改稿）第64条第3款，《法学评论》2003年第4期，第96页。
[16]参见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1999年6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69次会议通过。
[17]参见“厦门中院审结祖国大陆首例认可台湾仲裁机构裁决案”，载《福建日报》，2004年8月11日。
[18]详细内容可参见武汉仲裁委员会编辑的《仲裁员办案手册》（2005年，第一辑）收集整理的有关数据和内容。
[19]参见马占军：“依法规范 适度监督 大力支持----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草案三稿”，摘自《仲裁研究》（第四辑），法律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第81页。
[20]参见卢云华：“中国仲裁的特色与发展”，载《法制日报》，2005年5月1日。
[21]参见高菲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仲裁理论研究文集》（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第111页。
[22]参见卢云华：“中国仲裁的特色与发展”，载《法制日报》，2005年5月1日。
[23]以下凡是含有“全国仲裁委”字眼的统计数据或提法，均包括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和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在内----笔者注。
[24]参见国务院法制办秘书行政司编的《政府法制工作简报》（总第56期），为内部资料，未公开发表。
[25]参见高菲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仲裁理论研究文集》（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第112页。但此数据与国务院法制办行政司统计的数字略有出入，可能是统计的截止日期不一样。为忠实于原文，本文如实引用。
[26]参见国务院法制办秘书行政司编的《政府法制工作简报》（总第171期），为内部资料，未公开发表。
[27]参见国务院法制办政府法制协调司编的《会议材料》（2005年1月，北京），为内部资料，未公开发表。
[28]参见卢云华：“中国仲裁的特色与发展”，载《法制日报》，2005年5月1日。
[30]参见熊世忠：“企业合同管理人员仲裁意识研究”，载高顺龄主编：《当代中国仲裁制度若干问题研究》，武汉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第366页。
[31]参见陈忠谦“论现代仲裁理念”，载高菲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仲裁理论研究文集》（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第65--70页。
[32]参见张斌生主编：《仲裁法新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2-4页。
[33]参见高顺龄、熊世忠、苏勤：“市场主体的新需求和仲裁服务的新方式——争议前合同的确认”，载《中国仲裁与司法》（2004年第3辑），第38页。
[34]参见宋连斌：“理念走向规则---《仲裁法》修订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摘自韩健、林一飞主编：《商事仲裁法律报告》，中信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第97页。
[35]参见赵健著：《国际商事仲裁司法监督》，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36]参见罗楚湘：“仲裁的司法监督：过度干预和控制还是适度监督---以两起申请撤销贸仲仲裁裁决为例”，载《武汉仲裁》（2005年第1期），第12页。
[37]国务院法制办卢云华同志曾详细论述了我国仲裁制度“几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制度生成阶段，从1995年《仲裁法》实施到2005年；第二步快速发展阶段；第三步效益发展阶段；第四步基本成熟阶段。见卢云华：“中国仲裁的特色与发展”，参见网页：http://www.chinalaw.gov.cn/jsp/contentpub /browser/ contentpro.jsp?contentid=co827339090-，2005年8月14日访问。
[38]参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需要明确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国办发[1996]22号）第3条，载武汉仲裁委员会编辑的《仲裁员办案手册》（2005年，第一辑）第95页。
[39]参见贸仲《仲裁规则》（2005年5月1日起施行）第3条“管辖范围”。
[40]见胡大伟：“积极培育、完善和发展我国仲裁服务市场”，参见网页：http://www.chinalaw.gov.cn/jsp /contentpub/ browser/contentpro.jsp?contentid=co5647337639，2005年8月14日查看。
[41]参见国务院法制办秘书行政司编的《政府法制工作简报》（总第56期），为内部资料，未公开发表。
[42]参见国务院法制办政府法制协调司编的《会议材料》（2005年1月，北京），为内部资料，未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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